揭秘“纳粹援助”是中国抗战最关键因素？

　　(民国时期宣传画)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人数暴涨，从和平时期的170万人迅速扩员到全面战争时期的600万大军。战争期间武器消耗大，损耗多，再加之军队大幅扩编。以当时中国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低端工业水平很难完成如此之大的军事动员。兵工生产不足，导致军火补充就必须外购补足，而此时钱就成为一个重大难题。特别是中国在失去所有出海口和沿海富裕地区，只能据守相对贫困的大西南后，财政压力一天大过一天。 　　中国军工力量极端落后，也是日本在战争初期定立三个月灭亡中国战略决策的“信心”来源，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仅在淞沪抗战期间就抵挡日军侵略超过3个月，双方一度对峙许久，只是后期遭遇日军背后偷袭中方才被迫放弃阵地。中国守军能够抵挡凶残的日军如此之久，除了抗日军民团结一致的战斗决心外，还一个原因就是此刻中国还拥有一个“靠谱的盟国”。 　　中国废除首个不平等条约 　　一战的战败是德国处于残破不堪岌岌可危的境地，但由于失去了在中国所有的殖民地并且不再，有机会对海外用兵，反而使中德之间能处在一个比较平等均势的地位上进行交流。虽然德国已经战败，且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使德国不能正常进行外贸出口。但德国国内的各种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仍然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急需通过扩大生产来拯救衰败的经济。 　　德国积极寻求海外的合作伙伴，最初是苏联和南美的阿根廷、智利(这也是为什么南美两国有相当德国移民和受德国文化影响)。 而对于迫切想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政府而言，这样的德国绝对是物美价廉的贸易伙伴。 　　918事变爆发后，中国看到了日本对中国巨大的野心。开始加紧扩建军工厂和相关被服厂，钢铁厂...编练部队，进行武器标准化建设，整军备战。1932年中国希望在1937年可以首先编练30个新式调整师，1个教导总队，1个重炮部队。要想武装这些新军，就需要1.4万支驳壳枪，648支手枪，9620挺轻机枪，552挺重机枪，1686门小炮，72门山炮，1716门野炮，240门榴弹炮和大批新步枪。 　　不算这些武器，绝大部分中国当时都无法生产，即便是子弹，也难以按量供应，当时估算1个调整师作战一天，最多需要80万发子弹，作战一月需要400万发子弹。一旦对日开战，光30个调整师的弹药，中国军工厂都无法供应。 　　这个时候，德国出现了。中国与德国关系的培养，始于甲午战争后，德国，法国和俄国压制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1913年，德国是继美国之后，第2个承认民国的国家。1921年，中德签订中德协约，废除1898年以来的中德不平等条约。这也是中英南京条约后，中国废除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923年，孙中山提出，中国必须要与德国工业界和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借助德国技术人才，机器和科学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让中国发展起来。中国要将德国视为导师。孙中山当时想与德国合作北伐军阀，但当时德国刚刚在一战惨败，无力也无心帮助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 　　1928年开始，蒋介石开始派遣要员频繁访问德国，并且开始邀请德国军事顾问。30年代，希特勒上台，德国重新整军备战，需要大量钨矿，而中国是钨最大产地之一。中国需要德国武器建立新军抵抗日本侵略，德国需要中国的有色金属，制造装甲和大炮。双方很快就开启资源换武器的贸易。 　　此时，德国顾问在研究了中日两国实力后，建议中国首先编练模范部队，其次建立完善铁路网和公路网，复次，成立军官团，加强中国本身军工建设。中国相继与德国西门子公司，乌尔夫公司等合作兴建和完善了浙赣铁路，湘赣铁路，平汉铁路.... 　　“元首上台”中德合作更紧密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阿道夫·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德战争”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从海外进口武器装备有83%来自德国。中国利用德国武器武装起30万军队，这些军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残酷的淞沪大会战，在淞沪战场上，有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71名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战役指导，以至于日本和西方称之为“德国战争”。 　　虽然中国30万德械师部队绝大部分都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损失殆尽。但是，30年代中国还为军工厂引进了一大批德国机械，德国技术顾问也帮助中国军工厂制造出中正式步枪，24式马克沁重机枪和捷克式机枪。这些军工厂在抗战初期相继迁往大西南，继续利用这些德国机械设备生产武器装备，为中国立足自己，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从抗战爆发到德国停止供货为止,国民党从德国进口的武器装备包括:进口德国武器有83辆豆坦克，306门高射炮，96门105毫米榴弹炮，24门150毫米榴弹炮，648门战车防御炮，8门150 毫米要塞炮，14门75毫米要塞炮，300挺高射机枪，800门迫击炮，5900挺机枪，25000支自动驳壳枪，12门88毫米高平两用炮，30万顶钢盔….。 　　抗战爆发前，中国在准备对日作战时，不仅从德国引进武器，还广泛从欧洲各国进口现代化武器加强军队战斗力。1934-1939年初共引进;捷克机枪11800挺，比利时机枪15000 挺，芬兰机枪1200挺，捷克，比利时和德国步枪72000支…。 　　通过集资进口和修复旧炮，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军队的压制火炮力量达到了民国以后最强时期。其中中央军炮兵实力为地面压制火炮800多门(德国火炮170多门)。 　　正是凭借抗战爆发前几年的整军备战，在德国贷款帮助下以物易物引进大批现代化武器。中国才可以在抗战初期连续与日军进行了淞沪，南京，武汉，徐州等数次大会战，打破了日本和外国观察家中国3-6个月必败的预言。 　　而从德国引进的兵工机械则一直在抗战八年为中国军队生产基本武器，虽然只是在一个低水平维持战斗力，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保障了在前线的数百万军队的基本武器弹药供应，长期拖住大批日本军队，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德军顾问建议“花园口决堤” 　　除了军事装备上的援助，德国还向中国派来军事训练人员，1933-1935年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长的德国人是一个在二战世界军事史上大书特书的人物：前德国国防军司令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他是一战后再造国防军的德军之父：基于凡尔赛条约关于军备的限制，他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挑选和训练了十万精英国防军。在华三年其间(1933-1935)，他不仅仅是总顾问和顾问团长，他的英文头衔是委员长代理人，也就是说能代表蒋介石本人发号施令。 　　汉斯·冯·西克特 　　而对于另一位德军教官法肯豪森，大部分人会他很陌生，但是如果提及抗战期间著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就是人尽皆知了。其实，建议黄河决口的正是这位德国人 　　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沿陇海线积极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而早已布防在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则逐次进行抵抗。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蒋介石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敌机炸毁黄河堤”。但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即大白于天下，以致其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 　　法肯豪森 　　其实，建议黄河决口的是一个德国人，他就是法肯豪森。1935年7月法肯豪森奉命起草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为将来的中日战争构思战略框架。他先开门见山地将中日矛盾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接着，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认为领袖如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法肯豪森预测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若中方不战而放弃，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和连接的陇海铁路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开封、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 　　在海上，敌进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是警卫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 　　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抗战之前两年，也是是法肯豪森在任的前期，中德经济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中央军渐趋德式化，德式武器装备源源而来。法肯豪森最后在中国参战的是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他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反对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思想，之后仅四五天的时间，日军的第十师团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如果抗战晚一年爆发……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日本的坚持下，德国政府于1938年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国防部认为，这对德国的军火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他在6月25日向蒋介石辞行，于26日从汉口乘飞机前往香港，从那里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中国则仍保留驻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德宣战。 　　此外，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则被视为公然叛国，将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在这种最后通牒下，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启程回国之际，曾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几个师是接近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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