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明如何当上中共领导人 落寞的后半生及家人状况
人物生平
王明(1904年-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
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
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从此，王明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母公墓。
历史点评：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中共在1937年后对王明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近年来，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观点。认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间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对于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为，称为“投降”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并没有投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
名不见经传王明如何一步登天当上中共领导人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反动势力猖獗，帮派林立，帝国主义租界杂处其间，三教九流人物混迹于此，社情、民情极端复杂。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就在上海安家，看中的就是这里复杂的环境，便于立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搜捕、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自然成为蒋介石关注的重点。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着大上海，白色恐怖下到处风声鹤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毛泽东等人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走上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
1929年初春，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一路辗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回到了上海。这位带着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厚望、肚子里装满马列主义教条的青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雄心斗志：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
此人就是陈绍禹，也就是后来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云一时的王明。
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原名陈绍禹。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结识了副校长米夫。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中共“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对米夫言听计从，讨好卖乖，因此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意门生。由米夫在后台撑腰，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
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王明，因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俨然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宗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圣经”，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固定模式，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
王明回国后，先是在上海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和采访员。
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接掌中共大权。但王明很不争气，不仅没有得到当时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因违反党的纪律受到了批评和纪律处分。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教条宗派的米夫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亲自来华，扶植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议始终在一片吵闹声中进行。
为确保王明上台，米夫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拿出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向代表们施压。选举的结果是，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
王明的上台，是米夫在中共党内导演的一幕丑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
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选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胸无主见，对王明言听计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开始。
上台伊始，王明就不遗余力地开始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为此，他采用“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办法，先后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夏曦、张国焘分别出任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在全国各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手握尚方宝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钦差大臣”，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一大批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或对“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
在白区，王明积极推进“进攻路线”，经常无条件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这种近似疯狂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倒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敌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做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情报后，及时通知党组织，才避免了上海中央机关被一网打尽的惨剧。
祸不单行。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两天后，这个可耻的叛徒没有落得好下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空缺，此时党中央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由王明主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蒋介石曾悬赏500块大洋捉拿王明。为逃避追捕，王明到处躲藏，甚至曾跑到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
王明的弟弟陈绍杓回忆道：
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块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王明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步向忠发的后尘，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生活又使他无比厌倦，深感上海终非久留之地，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恰好这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共派一位负责人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认为这正是自己远离是非之地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再赴苏联。
为确保自己离开后仍能控制党中央，王明做了精心安排。由他提名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在这个班子中，大多数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时又都听从他的指挥。
一切安排妥当后，10月18日，王明起程离开上海远赴苏联。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从此，中共历史上一个长达4年极为特殊的时期开始了——远离国内严酷的斗争、身居莫斯科的高楼大厦、吃着洋面包、过着悠闲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发号施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上演了一幕幕“左”倾祸国的悲剧，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
揭秘王明落寞的后半生及其家人
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
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发表了《饮水思源》的讲话，称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回到延安后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目空一切，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王明甚至认为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由他来担当党的总书记重任。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的指示。这对于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15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处于挽救王明的需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老底很清楚，知道他“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象，装腔作势，不太自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谈到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希望他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鉴于此，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决定，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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