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因酒驾被判刑六个月 高晓松在狱中都是怎么过的
2011年5月17日下午高晓松酒驾案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高晓松律师提交了三份对高晓松有益的证据，一、同时喝酒的朋友吴波证明高晓松曾叫代驾。二、朋友张亚东等人说他喝酒平时都找别人代驾开车。三、出示了受害人的求情谅解信和赔偿书，希望判处时能多多参考。但是高晓松本人表示说一切事实都存在，我不想回避什么。态度较好，完全认罪，还称“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最终，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人民币。
对于高晓松而言，这6个月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一个清华才子，校园民谣旗手，恃才傲物的游吟诗人，从书香门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长的184天，高晓松的经历充满话题。接受记者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他“在里面”六个月的生活，“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40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
左边躺着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
记者：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后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被消费”，现在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高晓松：还好吧。因为在这个名利场里，连你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但我更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我比较倾向于以报恩的方式“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时期支持我的人，以及其他让我觉得温暖、不离不弃的人。其实回头来看，所有人对我都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的记者，也都不是恶意。刚出来一两周时，我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就能控制住节奏了。
记者：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
高晓松：我经常后怕，幸亏老天爷在当时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车尾上。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是很柔软的。法庭上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
记者：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么呢?有人觉得6个月的刑期判得有点重了。
高晓松：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被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记者：进去前想过要如何面对吗?
高晓松：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安静思考，反正来什么面对什么呗。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人。
记者：进去的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离地6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暗的灯，我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着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监狱里没有钟，自制沙漏算时间
记者：后来在里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
高晓松：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见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
记者：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只有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后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桌子，他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记者：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时间，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告诉大家现在几点。
记者：家属探望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她亲生的。
记者：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6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6个月就很长很长。
教两个孩子写诗，掀起作诗潮
记者：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以及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跟痞子学，上街打架，我念中学和大学时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被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在里面生活没什么大问题。
记者：你在里面会给年轻人教些什么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
记者：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个大哥，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里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我怎么适应，告诉我面对杀人犯也别怕，并教我怎么对付他们。有时候会挺怀念里面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过清贫、清淡的日子。
记者：出来前的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我在里面呆了半年，还好，不算很长，最后一天我情绪很波动，想了很多，我想出去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还有优越感，但犯傻的事不会再做
记者：说到这6个月的反省或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的信念，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到60岁我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时我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犯傻的事，即使这次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记者：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优越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我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种优越感，那就是挺讨厌的事。我22岁发财，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了名，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生活，经常把脸埋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活该还债。
记者：之前设想过出来以后，外面的人对你的看法会跟以前不一样吗?
高晓松：会吧，但是我不是很担心。因为一切都会慢慢过去，就是看你怎么做事。生活还是对我很好的，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你总能接着走下去。
狱中生活让高晓松深刻反思了自己酒驾的错误，高晓松称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明知喝酒仍旧开车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对他人生命及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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